01、为什么生育率越来越低？
近年来，“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”的话题一直是热点。
“低生育率陷阱”是奥地利学者鲁茨于2005年提出的。该理论认为，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.5，那么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，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。
近日发布的数据更是佐证了这一点。2月8日公安部公布的数据，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，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.5万。光看当年出生且登记的人数，2020年比2019年下降14.89%。
不久前，人口专家梁建章撰文，根据公开数据统计，广州、温州、合肥、宁波、贵阳等地区2020年全年或前几个月的出生人口数据（或活产数据）与2019年同期相比，下降幅度在9%～32.6%之间。
从最近各地陆续发布的数据来看，2020年多地出生人口同比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比如，1月24日，《广州日报》发布数据显示，广州在2020年的活产数为19.55万。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党委书记夏慧敏表示，2020年广州的分娩量已经降至近10年最低水平。
合肥在2020年出生人口约为7.93万人，比2019年下降了约23%；台州出生人口为3.74万人，比2019年下降了32.6%。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发布数据显示，2019年1月至5月，重庆新生儿出生数量雪崩。其中，2019年1月至5月重庆户籍人口出生68351人，比2018年同期减少了30180人，下降30.63%；常住人口出生71554人，比2018年同期减少30054人，下降29.58%。
用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2019年的话来形容2020年也不为过，“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，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，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。”
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之后就一直下降。虽然政策也是不断调整。从2013年开始，中国从“单独二孩”到“全面二孩”，人口出生率确实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一定的提升，但大趋势依然是下降。
从现有的数据来看，生育堆积效应释放后，人口出生率又基本上回到了原来的程度。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？
生不生孩子主要看两方面，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，外部因素主要指男女双方接受到的外部引导或者压力，内部因素就是个人的环境，条件以及主观意愿。
我们先来看外部因素，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：社会因素，法律因素，经济因素。
目前，鼓励生孩子已经是政府提倡的大事，所以一般情况下，身心健康的男女双方生娃，从社会，法律上都没有障碍了。
那么剩下的唯一障碍就是来自于经济因素。
如果你算一本生娃的账，那就是生娃带来的预期回报（经济与情感）与生娃带来的预期投入（经济与情感）之间的博弈。
当预期回报远远大于预期投入时，人们的生娃的动力必然会更强。譬如在古代，生娃意味着有潜在的劳动力，甚至保卫安全的回报，养育成本相对较低，那自然动力就更强。
随着现代社会福利，技术都升级了，人们养儿防老的动力越来越小，大家并不是因为家里缺劳动力而生娃，相反，大家理解，养娃更多的是情感回报，哪怕娃很争气，能有经济回报那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，而在这之前你还得要科学的养育才能有成果，大家更讲究优生优育了，而不是随大流能生几个就生几个。
一方面预期的回报并没有上升，另外一方面预期的投入倒是涨了不少。
首当其冲的是直接的育儿投入，从怀孕开始就有消费产生，孩子出生后到幼儿阶段，这个阶段婴童需要悉心照顾，包括奶粉、医疗、早教等，到了小学、初中阶段，就算你不鸡娃，总免不了多多少少一些培训费、学杂费、课外活动、玩乐等费用，网上曾有统计，养育一个孩子，从出生到大学需要花费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，这个金额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非小数字。
除了经济投入，还有个人的时间，情感投入。如果雇不起保姆，家中又没有老人帮忙，就意味着夫妻二人中至少需要有一人做出牺牲，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孩子，对于有心发展事业的人来说更是意味着负担；
其次，是隐形的投入比如高房价。如今有车有房被认为是组建家庭的刚需，但以大多数年轻人的收入来看，根本承受不起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。就算买了房子，养过孩子的都知道，如果面积太小，不太便于和老年人或保姆一起照顾孩子，将来还要给孩子一个独立的房间，甚至未来还可能要给孩子准备婚房，这些都是预期投入。即使收入很高的“单身贵族”，因为害怕婚后返贫，生活质量远不如单身，不少甚至把理想结婚年龄抬高到30岁以后，生育意愿更是低迷。
当预期投入远远大于预期回报，自然会有很多人退缩，犹豫，甚至决定不生娃，尤其在生娃这个特定的决策上，它是不可逆决策，也就是说，生了娃，你必然要负责到底，法律上不能弃养，情感上经济上你也必须要持续投入才能保持幸福感。
讲完了外部因素，我们再来看看内部因素。
首先，不排除一些人天生不喜欢小孩，是丁克概念的忠实拥趸，从根源上就直接掐断了生育意愿。
其次，根据公开报道，因为环境，社会压力等原因，中国目前不孕不育现象并不少见，很多夫妻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这也直接导致了生育率下降。
关键，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，来源于结婚率低。
对于单身青年来说，首先，找到合适配偶就很难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不少人对理想伴侣的标准越来越高，如果遇不到合适的，人们更愿意享受单身生活，而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。如果没遇到最后真正适合的人，他们会不断推迟结婚年龄，并不会急于脱单。即使后面找到了合适的对象结婚了，因为年龄原因，生育的能力与欲望都会受限。
另外，现代人追求的人生目标也很丰富，一部分女性越来越独立，即使结婚，也会花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事业上，生二胎的意愿也并不高，囿于现实条件，光靠政策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想法。
综上所述，一个孩子要顺利出生，那是得要过多少关啊！
02、低生育背景下，哪些行业是利空？
长期低生育率，自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。
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自2013年前后开始萎缩，并持续到本世纪中后叶。在这个阶段，孩子比例下降，老年人比例上升，总人口先缓慢增减再急剧萎缩，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上升和税收增加。
如果从商业角度看，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，对哪些行业来说是利空？
首先，针对于幼童的吃穿用学玩的中低端市场免不了会受到打击。婴童的主要消费项目如儿童食品、服饰、玩具、教育等行业中缺乏竞争力，原来靠量取胜的品牌都或将受到影响。
其次，动漫产业也将受到影响。根据《动漫蓝皮书：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》显示，从长期来看，低生育率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，将会直接导致儿童动漫消费市场的萎缩。
此外，一些地区的房产自然也避免不了受到冲击。
年轻人是买房置业的主力，部分地区未来购房主力减少，经济不景气，房价必是利空。经济学家马光远曾发表“最终压垮房地产泡沫的是低生育率陷阱”的文章，他表示，持续走低的出生率直接影响经济发展，最后折射到房地产上，造成楼市泡沫。
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布《中国生育报告：全面二孩政策后反而出现生育断崖》，文内直言：“人口少子化、老龄化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。”
生育率的大幅下降，表面上看，多个行业都会受到影响，从长远看会导致综合国力的下降，导致国家缺乏活力、缺乏突破和创新。
03、前车之鉴
与中国的人口现状相似的，是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和伊朗。
劳动力人口下降，老龄化进程提前，经济出现停滞，导致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危机感很强。同样，这些国家的人口政策也是在不断调整，在生育率，在生育率走低以后，又及时推出政策鼓励国民生育。
造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，还是年轻人个人渴望的消费与预期收入产生很大差距。其中消费支出最主要来自于高透支的房价。
据2017年数据显示，日本新出生人口只有94.6万，创下了1899年来最低出生记录，当大部分的人开始渐渐的怀疑日本是否适合生孩子的时候，日本政府放了大招。
一项以18-34岁未婚人士为对象的调查显示，有超过40%的男性表示结婚障碍的要素是“结婚费用”。调查显示，终身未婚者急速增加主要是因为贫困。日本非正式职员的比例超过了40%，很多人就算想结婚也迫于经济压力无法结婚。
于是，在2018年，日本政府斥巨资2万亿日元为了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子，日本政府计划3年内实现让全国的3-5岁的儿童免费上幼儿园和托儿所。
除此之外，年收入不满260万日元（RMB约15万元）的家庭，0~2岁的幼儿将免费入托儿所。这一类的家庭在孩子入园的时候要缴纳9000日元（RMB约530元）的保育费，今后将免除费用。对于0~2岁幼儿的父母，还可以享受育儿休假补贴，可在家中照看孩子。为了确保政策的公平性，集中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。
日本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，生育率依然多年来保持在1.4左右。2019年12月26日，日本首相安倍在谈到日本的低生育率危机时说：“现在事态十分严重，说是国难也不为过”。
“少子老龄化”一直是我们对日本的印象，但和韩国相比，日本“高达”1.4的生育率几乎是东亚之光。2019年，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延续了之前的下降趋势，仅为0.92，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。
曾经的韩国也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，实施过跟中国计划生育相似的政策，生育率从1983年以来就一直低于2.1的替代水平之下。
面对人口数降低、老龄化的问题，为鼓励生育，从2001年开始，韩国地方政府就开始实施为新生儿家庭提供现金奖励的计划，各地区政策的设计差不多，但数额各不相同，依据家庭所在地、婴儿出生时间以及婴儿出生序列不同（第一胎、二胎还是三胎等）而定。
2012年，现金促生育政策已经出现在全国所有地方政府。到了2015年，有44%、88%以及100%的韩国区政府分别为一胎、二胎、三胎婴儿家庭提供现金支持。
去年底，韩国中央政府发布生育规划，根据该规划，韩国政府将从2022年起向有未满1岁婴儿的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（人民币约1732元人民币）的育儿补助，到2025年逐步上调至50万韩元（人民币约2888元），并将为产妇提供200万韩元（人民币约11550元）的生育补贴。
即使有二孩政策、福利待遇的刺激，也很难扭转韩国低生育率的现状。事实上，韩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，发钱并不能成为解决根本问题的唯一方法。
生育率低的背后，还有女性自觉风险过大的因素影响。如何打破性别不平等也是国家要面对的挑战之一。首尔国立大学的李凤珠教授在接受《卫报》采访时就提到：“仅仅关注育儿补贴在将来不会有效，改善家庭和职场的性别歧视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，但这需要时间。”
更不用说现在的专家，大多在提倡放开三孩政策，却不考虑当下的社会压力之大，房价高、育儿成本高等根本问题如果不解决，没有切实减轻家庭住房和教育成本，并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，那么人们的生育意愿就不会提升。
纵观全世界范围内，至今没有哪个国家在生育率大幅降低后还能涨回来的，哪怕在高福利国家也是如此，更何况中国缺乏配套性的激励政策。
中国的生育率水平（1.6左右）虽然没有韩国低，但过去二十年里整体呈下滑趋势。随着二胎的累积效应消退，预计今年生育率还有可能继续滑坡。
当人口老龄化到一定程度时，矛盾就会爆发。如果人口危机不解决，等待我们的，要么退休后就只能领到非常微薄的养老金，要么不断推迟退休年限。
04、总结
我们认为，中国需要在几个方面动真格才能挽回生育率：
1. 必须逐步全面降低人们的住房成本，譬如为适龄年轻人提供优先购买权，或者廉租房优先使用权。
2. 为一部分生育的家庭提升个人所得税抵扣额，甚至提供免税福利。
3. 更大范围的补贴儿童医疗，义务教育。
4. 除了经济因素外，也要普及或者强调孩子带来的亲情感，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父母与孩子的亲情回报，让更多有条件的家庭和个人有更高的生育欲望。
最后，生育不能强迫，光靠经济补贴也不够，要想长期提高生育率，关键就看能否提升国人对生娃的预期回报，如果大家对年轻人的未来不存在担忧，不存在顾虑，不存在怀疑，又何愁大家不生孩子呢？
参考资料：
《梁建章：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》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
《如何应对“生育率塌陷”，韩国提供现金刺激生育效果怎样？》，界面新闻
作者：七月。一切都可被重构，关注泛文娱、商业人物领域。